“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是媒体缅怀“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时最常用的标题，在他的众多传奇中，“归国”可谓最荡气回肠的一节。
在专家眼里，这段故事虽然被津津乐道了70年，但讲述中要么缺乏细节、要么演绎发挥，甚至出现了“语焉不详、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高度雷同”等现象。
媒体演绎的蓝本，基本源自钱学森1956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简述《我在美国的遭遇》，此后50多年间，他都很少提及1950年至1955年间那段艰难历史。一方面，钱学森不愿回首那段黑暗岁月;另一方面，中美档案尚未彻底解密，就连亲历者对“幕后黑手”也知之甚少。
钱学森逝世后，钱学森图书馆建成开放，恰逢美国有关档案解密，一直在搜集资料的张现民副研究馆员，先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总统图书馆、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外交部等处，查阅档案两千多页，经多方对比考证和系统研究整理，发现了不少新的信息，也纠正了一些讹传。
一般认为，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尤其是学术泰斗冯卡门那句广为流传的评价“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奠定了钱学森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事实上，钱学森成为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可以往前推到1949年底。
1949年入职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的声誉几乎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冯卡门相匹敌。与冯卡门一样，他身兼数职，既是科学家，又是教授，还是管理者。
在当年12月召开的火箭协会年会上，钱学森以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教授、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军方顾问等多重身份受邀。在报告里，他描述的“洲际运输火箭”引发了媒体关注。
“借助这种形状酷似削尖了的铅笔的未来交通工具，人们将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纽约时报》《时代》杂志都长篇介绍了钱学森的科学创想，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表明，钱学森已经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领头人”了。
享有盛誉，拥有各种职务、头衔，给他带来了优厚生活。不惑之年的钱学森看上去像只有25岁的样子，而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则以优雅美丽征服了加州理工学院，钱家的一个朋友在给冯卡门的信中写道：“我们都爱上了钱夫人！”
钱学森舒适的家成了一个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有清华、交大的校友，也有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这些人清楚地记得那些盛大家宴：钱学森当着客人的面兴致盎然地炒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于准备工作的蒋英，则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看起来，钱学森拥有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切：可爱的妻儿，辉煌的荣誉以及财务自由。然而，他却在给挚友马利纳的信中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试射成功，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钱学森的命运之舟也随之摇摆。
红色中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党员曹日昌教授的一封信。他虽然与钱学森并不熟识，但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向钱学森发出了热情邀请：“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地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不久，他又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其实，不必父亲提醒，钱学森也明了，在美国的所有一切都是“为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他曾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不过，他刚接受了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一职，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美国迅猛发展的火箭项目也让他痴迷，他相信，有朝一日，能将人类送往太空。
另外，他和蒋英的第二个孩子将在1950年6月出生，显然也不宜长途旅行。跟朋友谈起未来打算，他只说，考虑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
钱学森现在占据了冯卡门以前的办公室。房间很大，桌子后面是一块写满了数学公式的黑板，一扇大窗正对着庭院。两名特工的来意很简单：审查钱学森是不是，或是有没有加入过美国党。
联邦调查局宣称，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过从甚密的好几个人都是美国党党员。在化学助教威因鲍姆家中举行的社交聚会，实际上是美国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的集会。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一份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并与一个化名“约翰M德克尔”有关。
联邦调查局报告称：“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衡量一个人是否忠诚的唯一标准是事实，但对于一个人的忠诚或信仰这种无形的东西，事实的标准又不能适用。因此，他拒绝怀疑他的那些朋友。”
在接受的采访和回忆中，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都认为钱学森是受威因鲍姆牵连，“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
然而，档案表明，针对钱学森的“忠诚调查”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到1946年、1947年时，范围更大、时间更频繁、报告也更多。
二战快结束时，钱学森曾以“上校”身份，随冯卡门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并完成了美国航空长远规划《迈向新高度》的很多章节。此后，荣誉接踵而至，敌视和怀疑也悄然来临。
从档案看，这一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开展了对他的调查，调查对象既有钱学森工作单位的同事、朋友、领导和一般行政人员，甚至还有钱学森的房东。
1950年，麦卡锡浪潮席卷美国，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清共”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忠诚审查几乎天天都在进行。许多无辜的科学家被列入“黑名单”，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之父”奥本海默。在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代，灾难落在了本就被怀疑的钱学森头上。
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会议召开，专门研究钱学森的问题，6月6日，三军正式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钱学森早在1942年12月就获得了涉密许可证，而且喷气推进实验室90%的项目都属于保密范畴。吊销涉密许可证，意味着不再受信任和无法开展工作，这对一向视研究为生命的钱学森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6月16日，钱学森在一份声明中称，“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最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并递交了辞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迫使钱学森离开美国的事件接连发生。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遭到逮捕。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美国第七舰队向出动。
钱学森的密友、“红色科学家”罗沛霖担心，如果自己再多加逗留，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于是提前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钱学森也怀有同样的担心，两人在答辩结束当日，便一同去买回国的船票。
8月31日出发的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是他们归国的最佳选择，罗沛霖是学生，当场买到了船票，票钱还是钱学森出的。钱学森是教授，必须得到移民局批准才能买票。沟通无果之后，急于离开美国的他，预订了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准备“曲线回国”。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钱学森于7月29日将回国的决定通过信函的形式通知了美国国务院。
学术新星即将离去，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极力挽留。院长杜布里奇在给各方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政权中施展。”
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于8月23日举行听证会。虽然涉密许可证已无足轻重，但钱学森告诉罗沛霖，“要回国，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地离开”，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是飞了趟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借助俩人的交情从中疏通。
“金贝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学森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学森是技术顾问，金贝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就是通用公司。”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在介绍二人关系时说。
对老朋友，钱学森含泪倾诉了遭遇的不公。金贝尔在“二战”时还是力捧钱学森的“粉丝”，但一听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立刻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反复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并劝钱学森安心做一个数学家。
在金贝尔的运作下，听证会延迟，钱学森的华盛顿之行一无所获。时间紧迫，离他飞香港的时间只有5天了，与金贝尔会面后，钱学森就急急地赶回洛杉矶。谁想到，美国移民局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愤懑，美国移民局动作如此迅速，显然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张现民查阅的档案也显示，钱学森刚离开金贝尔办公室，这位海军副部长立即抓起电话，向美国司法部通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
金贝尔最为担心的是钱学森回到中国，为美国的敌对政权服务；最惧怕钱学森为中国研制高精尖技术武器，甚至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苏联，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至于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在张现民看来，并不像是金贝尔本人所说，更像是美国媒体的演绎，或者是中国媒体的误译。
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这句话倒是有据可查。
被限制出境后，钱学森取消了机票，请求托运公司将发出的包装箱追回来。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华盛顿的时候，行李已经被扣押了。
8月19日，在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之前，托运公司把他的行李运到了打包间。准备运走的东西重达800公斤，装了8个大木箱，包括一架钢琴、家具、盘碟、床上用品、书籍、办公桌、收音机，甚至还包括一个洗碗机。连托运公司老板都看出来了，“他们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家当”。
海关介入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海关官员、联邦调查局特工、海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陆军军械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人都光顾了白金斯公司的仓库。
托运的行李中，有大量科学论文、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召集全国各地的顶尖航空专家审查。海关在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以间谍罪等罪名申请了对行李的扣留，8月25日，移民局又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钱学森对暗中进行的一切一无所知。8月25日，蒋英从洛杉矶当地的报纸中读到有丈夫照片的新闻时，才知道“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被查扣”。美联社和合众社进一步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钱学森一下子从科学家变成了“间谍”。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我的个人物品，将带有涉密性质的材料都剔除出来，并将它们锁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将抽屉钥匙交给克拉克米利肯博士。据我所知，在我携带的资料中没有带有内部、秘密或者绝密的字样。”
为了审查行李，政府花了3天时间把这些文件制成了12000张微缩照片，这个“钱学森图书馆”仅是目录就足有26页。最受关注的是9大本剪报，剪报上共有1539篇文章，其中1412篇涉及核问题和原子能计划，占所有剪报数量的90%以上。
由于这些剪报都是公开发表在报纸或杂志上的文章，最终完璧归赵，回到钱学森手中。这些资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在1966年的“两弹”（导弹和）结合试验中，他被委以重任。
反复技术鉴定后，军方发现那些有“保密”字样的文件大多数已经解密或者降解，有的是出自钱学森之手。一些部门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个人资料库，但却对构不成什么威胁。另外的一些人则对钱学森的动机持负面看法。
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不得不承认：“相对于钱学森存储在其大脑中的信息而言，钱学森所携带的这些资料对敌人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
这场声势浩大的审查，因为把对数表误认为密码本，而在加州理工沦为笑谈。在教职员眼里，钱学森可能是最不像党的人了，他们觉得他一身贵族气质，还给他取了个“天子”的外号，而且他不是还娶了蒋介石军事顾问蒋百里的女儿吗？对同事的质疑，记者的盘问，本就沉默寡言的钱学森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概不回应。
冯卡门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钱学森）不认为他应当向有关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党。我想，如果有人因为我当年在匈牙利贝拉库恩政府短暂工作过的经历就指控我是一名党员，我也会作出和钱一样的反应。”
1950年9月6日下午，最坏的事情发生了。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实上，逮捕证8月25日就已经签署了，为什么等待这么久才付诸行动？
也许因为，钱学森曾多日闭门不出，试图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也许因为，特务收到情报，钱学森的车已经跑到了墨西哥边境；也许因为，他的昔日好友接连受审并被判重刑。
当特工朱尔敲开钱家大门时，蒋英手里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钱永真，为来访者打开门，钱学森坦然走了出来。特工觉得，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很明显，钱学森根本就没打算逃跑过。
在被带走的那一刻，钱学森显得十分平静，他转身对蒋英说：“我跟他们走，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没想到的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竟然被遣送到离洛杉矶有数十里之远的特米诺岛上，在拘留所里，遭受了毫无人道的折磨。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就连冯卡门从巴黎打来电线分钟就来亮一次灯，敲击金属栏杆，让他没法休息。
当蒋英去看望丈夫时，“他已经不能说线天的拘禁中，钱学森竟然减轻了15磅（约13.6斤），甚至出现了幻听。
金贝尔不准钱学森离境，但也非落井下石之徒，听说钱学森被拘禁后，他从华盛顿飞来洛杉矶协调：“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逮捕，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党员，囚禁他是没有理由的。”
经多方营救，在缴纳了高达15000美元保释金后，钱学森出狱了，他讽刺道：“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美国党总被判刑后也才缴纳了1000美元罚金，可想而知，15000美元保释金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笔巨款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如“朋友集资”“现金趸交”等。档案显示，这笔钱是由钱学森一个学生的未婚妻所出，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作为赎金。米勒斯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不希望让她丈夫的同学知道他娶了一名富太太”。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就在志愿军赴朝不到一个月，美司法部移民局开始以听证会的名义审讯钱学森。
四次审讯，钱学森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政府，但他不畏极限施压，回答问题理直气壮，严丝合缝，针锋相对的控辩，反而成了他有理有据的“申辩会”。
张现民查阅并翻译了四次“听证会”的原始记录，多达282页。他发现，检察官古尔丘是个老手，极其凶狠刁钻，时常变着法儿刁难钱学森，甚至设置圈套让他钻。不过，钱学森的对答更巧妙和睿智。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这个问题很刁钻，钱学森沉思了片刻，机智地回答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问题的。”
对钱学森的审问，常使检察官处于尴尬的、甚至被审问的局面。后来，古尔丘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头脑特别聪明，“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
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局做出决定，钱学森被判定为“曾经是美国党员的外国人”，因此必须被驱逐出境。但后来又给这个驱逐令加了个条件，“驱逐决定需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这种“驱而不逐”的状态，被美国媒体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移民局根据法，做出了驱逐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也有禁令，不得放走那些技术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从而危害国防利益的外国人。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竟然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伤害力简直是指数级的增长。
钱学森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他的生活圈子急剧缩小，不能再接触任何保密工作，和以前的朋友同事都得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他还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移民局报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馆，钱学森总会在那里品味苦涩，聊以心灵上的安慰。
在钱学森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他，拆开他的邮件，闯入办公室和家中。电话也成了一种骚扰工具。钱学森家的电话经常响起，一天可能多达十几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钱学森猜测，这可能是用来确认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种方法。钱永刚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父亲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样子。
蒋英也是严密监视的牺牲者。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剧女主角，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美式家庭主妇，连跟朋友出去兜风，都得平躺在后座上。蒋英回忆道：“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为了不使先生和孩子们发生意外，她连保姆都不敢雇。
钱学森回忆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两弹元勋郭永怀）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那段时间，钱家的摆设非常简单”。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讲，“钱家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一架钢琴，还有三只手提箱。钱学森说，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国，他和蒋英拎起这三只手提箱就可以马上动身。”
“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在外人看来，钱学森“状态不好，像变了一个人”，但在书斋里，他还是那个智慧超群的“天才”。继续工作和教学之外，他转换研究领域，又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领域。
钱永刚曾揭秘钱学森的成功之道，在他看来：“搞清了系统科学，也就搞清楚了钱学森为什么不仅能在过去，更能在未来产生更深远影响的根源。”
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在最后不显眼的地方，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系统。”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为什么敢在连解放卡车都造不出来的情况下，跟领导说行，说中国能造导弹？原理就在这句话上。
火箭、卫星、人造卫星，航天的成果背后，都有这套系统科学的思维。显然，在这被困的五年，钱学森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一穷二白的祖国做事。
1955年夏，钱学森在回国前向老师辞行时，手里拿的就是《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74岁的冯卡门百感交集，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1954年6月，《科学美国人》想要刊登钱学森的贡献，钱复函说，不希望其名字列入《科学美国人》杂志，他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关于钱学森回国，普遍存在一种说法：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1955年6月15日给陈叔通的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并迫使美方同意钱学森离美。
不仅钱学森及家人这样认识，坊间是这样认识，而且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声音。但张现民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料，通过扎实的论证，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识。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中国政府自从“钱学森案”发生后，便持续关注着事件动态，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1951年10月5日，当得知美国可能将钱学森监送至地区时，外交部立即提出两套方案：第一，如果钱学森被美帝驱逐，可能走到香港附近，电告在香港做工作的吴狄舟，“设法护送至穗”；第二，电告英国著名进步科学家，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救援，使钱学森不至于被送地区。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商讨朝鲜战俘与中国留学生归国问题。会谈虽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性意见，却促使美国开始重新审核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国内呼吁和平，主张对中国释放善意，让美国在华被押人员得以回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也逐渐缩小了禁止离美的名单人数，最后聚焦于钱学森一人身上，即“只有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
1955年4月4日，美国正式宣布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借此“东风”回国的郑哲敏说：“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第一，他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来，告诉钱伟长。第二，是要求我回国不能太神气，做什么事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不定期的日内瓦会谈，成为“冷战”期间中美之间重要的外交通道，钱学森“惟恐错过机会”，不失时机地发出了那封传奇的“求援信”。
1955年6月，在小贩送菜的菜篮底下，钱学森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画报，上面有毛主席和国家齐聚城楼检阅的照片。在照片中，钱学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担任了全国会副委员长。看到多年未见的熟人，钱学森眼睛一亮：为什么不写信给太老师，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他，请求中国政府帮助自己返国呢？
“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钱学森写在烟纸背面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为了确保寄出，他让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书写信封地址。蒋英后来回忆说：
“我们开车到一个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把那封信塞到邮筒里。果真，这封信寄到了比利时。我妹妹也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外交部解密档案，与蒋英的口述稍有出入：陈叔通并没有直接交给周恩来，而是转交给自己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张稼夫代表中科院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7月21日陈毅做出“想办法”的批示，8月7日外交部在给王炳南的电报中，要求他在次日举行的会谈上运用“关于钱学森的例子”。
一般认为，这封信是争取钱学森回国的关键一环。就连周恩来在评价大使级会谈时也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先是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第二天，美国国防部又给出书面报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张现民认为，钱学森不是“要回来”的，而是因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送回来的，8月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一个正式释放钱学森的机会。
1955年8月4日，王炳南尚未出示“求援信”时，美国移民局就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9月17日，他们全家就踏上“克里富兰总统号”，在甲板上，路透社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答：“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6年6月，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给还在加州理工的郭永怀写信说：“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以至于船晚开了两个小时。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有2290余人回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在1999年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22人都是先后从国外返回的，只有于敏一人是“土生土长”科学家。
1966年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酸溜溜地评论说：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重，且支付酬金和信任15年的人，帮助中国党用导弹把第一颗送上天空。
中美建交后，曾有许多美国学术组织邀请钱学森重访美国，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斯访华，在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会谈时，基沃斯说，麦卡锡主义曾给钱学森带来不公正待遇，钱教授当年对美国国防科学做出那么大贡献，美国政府是欠他的债的，为了做出弥补，可以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勋章”。这在美国是最高荣誉，一般由总统在白宫亲自颁发。如果钱先生不愿访美，可以由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他勋章。可以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在钱学森问题上认错，但不是公开的。
对此，钱学森只回复了个便条，“我们中国人有国家的尊严，美方既不能为过去对我有不公正待遇表态，那我就不能再去美国”。
“有人劝他抓住这个机会，让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让我父亲重返美国，”钱永刚说，“那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来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作所为是错的，那就足够了”。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供图，本文参考：《羁绊与归来》张现民著；《蚕丝：钱学森传》（美）张纯如著；《他日归来》吕成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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