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战报会撒谎，但战线不会。质疑是不是正确本身并不重要，能够质疑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很明显，在以前西方哲学和美式金融路线更像是一种宗教，就好比大家都默认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是全球金融投资的锚。
段永平大家很熟悉，创立了步步高、OPPO、vivo等多家企业的商业教父，后来转战投资，虽然总体业绩不明，但还是一直活跃在各类公开媒体中。
对于茅台，我个人无论是能力还是阅历，都不足够去评价其长期投资价值，哪怕是10年后，我想我也没有资格去做判断。
苹果曾经的伟大，完全要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智能手机时代最初的路。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发布了第一代iPhone，手机发布的那一瞬间，被称为“改变世界的2分钟”。2010年，苹果历史上最杰出的产品iPhone 4发布，乔布斯和苹果，迎来了他们最高光的时刻。
乔布斯于2011年10月逝世，擅长供应链管理的库克接替了他的职位，苹果正式进入后乔布斯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区别，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库克将苹果从一个科技型企业，成功变成了一家消费品上市公司。
接手乔布斯留下的丰厚遗产的库克，说到底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或者说哪怕地位再高跟我们一样，也是个打工人。
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的区别，就在于创始人有能力做出一些损害短期利益，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决策，但职业经理人不能。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的这股新能源汽车浪潮中，我们看好比亚迪、吉利，哪怕现在还掉在坑里的长城，我们也认为一定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因为这三家公司的创始人现在都还在第一线。
以前我们经常调侃某个发达地区的治理：“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其实，职业经理人治理下的公司，基本都这个样子。
在乔布斯时代，苹果既没有分红，也没有回购。库克时代的苹果，既有分红又有回购。自2013年以来，苹果用来回购和支付股息的资金与净利润相差无几，部分年份甚至要超过自由现金流。
与此相对照的是，2011年苹果的资本开支绝对值并不低，共有75亿美元，后续也基本上维持这样的水准，但资本开支与折旧摊销的比值却逐年下降，最近三年这个水平还不到1，这表明苹果现有的资本开支还不够维持正常的简单再生产的水平。
这种情况是不是离谱我们要看对比。可口可乐同样也是巴菲特的爱股，大消费的典型。可口可乐大部分的净利润以及相关的自由现金流也用来回报股东，但是大部分年份，可口可乐资本开支与折旧摊销的比值还要大于1。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对大消费和科技公司发展历史的复盘中可以发现，消费品公司，重要的是没做什么，而科技公司，重要的是你做对了什么。
让我们听听A股投资者们对茅台的心声：“茅台啊，你就别整那一堆茅台王子啊，还有劳什子1915，乱七八糟的，你就守着53度飞天一个大单品就行了，什么工艺流程也不要改，对，什么也不要动，最好连门口那只看门的狗都不要换。每年只要控量涨价就好了。国运来了，以后有一天，什么伦敦金融街，纽约华尔街，最的宴会都要靠着你撑场面。啥，你说酱香型他们不适应，放心，当初我们也是晃着大杯子灌红酒的。”
但科技企业就没那么好命。这个行业成功是偶然，失败才是必然。简单拿A股举例子，从2000年到现在，大消费的白酒，还有牛奶的伊利股份，一直撑到现在，但是科技龙头是一茬接一茬，比渣男换女朋友还快。
别的不说，苹果手机历史上最经典的一代iPhone 4在2010年发布，放到今天你会要么？但是2010年的茅台，到今天还抢不到呢。
苹果这就是没有大消费的命，得了大消费的病。明明是科技赛道的，不断卷研发高资本开支就是宿命，你偏偏选择了躺平。在投入是找死和不投入是等死之间，必然选择投入，因为找死还有活下来的可能，但不投入就只有死路一条。
从2011年库克接任，到今天苹果股价翻了20倍。库克的表现也吸引了老股神亲自下场，从2016到2018年，巴菲特总共投入了360亿美元买入苹果。截至目前，加上分红和变现，巴菲特在苹果上至少赚了1000亿美元，而且苹果还是巴菲特的第一大重仓股，在巴菲特的权益持仓占比接近50%。
但是手机赛道毕竟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科技行业，苹果既要维持股价，又得给股东分红回购，资本开支上就得克制，库克是怎么做到低投入高产出的呢？
库克作为供应链管理的天才，常规的像供应链管理的“渣男”“周扒皮”“二桃杀三士”策略，显然都属于入门级，库克想的办法就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要求代工厂自筹资金上设备做投入，作为回报，苹果在价格和订单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这个事说起来容易，其实挺难的。因为上资本开支这个活，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没人愿意干，欧美日韩这些传统供应商，根本没人上钩，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连富士康这个代工厂都坚定地只做代工，上游重资产的零部件一概不碰。
我们果链三大龙头，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蓝思科技，在苹果还是他们绝对主导客户的2021年，立讯精密的资本开支高达126亿元，歌尔股份和蓝思科技70亿左右，这个数字基本上相当于他们年净利润的2倍。
供应商的钱从哪里来呢？我们看歌尔股份，从2010年到2021年，歌尔股份的净利润合计是190亿元，而累计的资本开支是356亿元，中间有着166亿元的缺口。不怕，这个缺口A股和地方金融机构给填上了。从2008年上市到2021年，歌尔股份通过定增、可转债等股权再融资的数额是94亿，此外2021年年报上还有65亿左右的短期和长期借款。
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苹果不用承担大额的资本开支，中国的果链企业通过为苹果代工获得了世界消费电子的前沿技术，地方上获得了就业和税收。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只要政策支持，果链有业绩，有成长，买单也没有问题。
2019年5月，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由此使得华为不能购买美国技术和组件，从而导致供应链的断裂和技术研发的停滞。
这对苹果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以前高端手机的竞争者只有三个，苹果、华为和三星，其中最让苹果忌惮的对手就是华为。
根据IDC的数据，靠着原有的零部件库存，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在2019年3季度达到了顶峰，6660万部，随后就一路向下，2021年以后不再单独统计，归入“Others”项下了。
没了华为，从2018年已经有些疲态的苹果又活过来了，2020年4季度出货量高达9010万部，这也是单品牌智能手机的季度最高出货量。
当然这个出货量数据也蛮有意思，华为出货量掉头向下，三星整体影响不大，苹果当然有所提升，小米的出货量看上去增幅更大，2019年3季度小米的出货量只有3270万部，随后一直向上，最高点是2021年2季度，5310万部。
华为的短暂出局，对苹果除了销量上有些不大的助力之外，最大的影响显然是净利润上的。在2021年之前，苹果的净利润都在600亿美元以下，2021年（苹果的会计年度是10月至次年9月）开始，苹果的净利润超过了800亿美元，2022年更是高达998亿美元。
2023年2季度的手机市场，苹果以16%的出货量，拿到了45%的营收，还有85%的行业净利润。
库克选择了短期看上去动作幅度不那么大的切香肠策略，先是要求中国的果链企业越南建厂，再下一步就要求转到印度。
第一个被踢出局的是欧菲光。2020年被踢出果链之后，欧菲光连续三年巨亏，2022年亏损更是高达52亿，而历史上欧菲光年度最高的净利润也只有不到9个亿。
第二个爆雷的是已经积极配合进军越南的歌尔股份。2022年初歌尔股份丢单事件爆发，歌尔股份股价从2021年底的高点打了三折。
这两个果链公司的大动作，让果链这个原有的主题炒作利器，逐渐走下神坛，甚至直接打压了A股电子行业的整体估值，一些原来动不动市盈率七八十倍的上市公司，在2022年市盈率普遍杀到了10倍上下。
苹果主题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是日本媒体给钉上的。根据日本经济社的数据，苹果最新的iPhone 15，中国零部件厂商的占比，只有2%。
苹果一年在中国的收入大约是600亿美元，净利润大概120亿美元，策略转向之后留下的，是果链的一地鸡毛，从原来的多赢变成了真正的双赢——苹果赢两次。
但这个世界终归是物质的，制造业并不是只有中国行。基础研究靠天才，工程管理无难题。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堆上去，苹果产业链也可以在印度生根发芽。
上面这张图，是印度1948年以来，每年的贸易差额。你会发现，印度独立以来75年，只有2年是顺差，而且从2003年开始，印度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2022年印度的年度贸易逆差创了历史新高，2689亿美元，75年的累计贸易逆差2.62万亿美元。
印度的外汇储备并不低，按照印度央行的统计，最新的数字是5861亿美元，这个数字正常情况排在中国、日本和瑞士之后，位居世界第四，按理说并不低。但我们看印度的贸易条件，如果放开进口，印度这点外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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